引用本文： 谭亮章, 任新军, 柯屹峰, 刘巨平, 高飞, 刘守宽, 李筱荣. 一站式玻璃体腔注药模式成立前后真实世界研究大数据对比. 中华眼底病杂志, 2023, 39(6): 451-458. doi: 10.3760/cma.j.cn511434-20230518-00226 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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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体腔注射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药物（以下简称为玻璃体腔注药）是渗出型老年性黄斑变性（wAMD）、糖尿病黄斑水肿（DME）等常见慢性眼底疾病的治疗方式。因治疗量大、操作简单、高度程序化、治疗设施以及配套辅助器材要求相对较少，成为眼科普遍开展的治疗方式。但目前我国多数玻璃体腔注药治疗仍旧与其他眼科手术混在一起，治疗量大且服务效率低[1]，导致患者治疗依从性差，达不到规范化治疗的要求。为进一步促进我国眼底疾病诊疗模式的发展，优化慢性眼病治疗服务流程，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于2020年7月成立了全国首家一站式玻璃体腔注药中心，共配置医生5名，护士5名，专职负责所有玻璃体腔注药的日间手术患者和次日复查工作。通过近3年发展，我院玻璃体腔注药患者的数量及医疗管理有了显著提高。本研究回顾分析了我院玻璃体腔注药中心成立前后2年，真实世界中玻璃体腔注药在临床上治疗眼底疾病的真实情况，旨在初步探讨一站式玻璃体腔注药中心管理模式的优势及应用价值，以期不断完善其管理模式并在国内各大眼科机构得以推广。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2018年7月至2022年6月于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接受抗VEGF药物治疗的眼底疾病患者4 015例4 659只眼纳入本研究。其中，男性2 146例，年龄14～98岁；女性1 869例，年龄12～92岁。高血压2 073例；糖尿病2 056例。wAMD 968例1 090只眼（23.4%，1 090/4 659）；DME 654例855只眼（18.4%，855/4 659）；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R）980例1 158只眼（24.9%，1 158/4 659）；视网膜静脉阻塞继发黄斑水肿（RVO-ME）916例930只眼（20.0%，930/4 659）；病理性近视继发脉络膜新生血管（PM-CNV）275例294只眼（6.3%，294/4 659）；黄斑区毛细血管扩张、脉络膜血管瘤、视网膜血管瘤、视网膜大动脉瘤、中心性浆液性脉络膜视网膜病变等其他病种222例332只眼（7.1%，332/4 659）。4 659只眼共计注射13 796针抗VEGF药物，平均注射（2.96±2.83）针/眼。其中，雷珠单抗6 125针（44.40%，6 125/13 796），平均注射（1.32±1.99）针/眼；康柏西普4 086针（29.62%，4 086/13 796），平均注射（0.88±1.58）针/眼；阿柏西普3 585针（25.99%，3 585/13 796），平均注射（0.77±1.77）针/眼。
将2018年7月至2020年6月于玻璃体腔注药中心成立前接受抗VEGF药物治疗的1 252例1 403只眼作为对照组；2020年7月至2022年6月于玻璃体腔注药中心接受抗VEGF药物治疗的2 763例3 256只眼作为观察组。对比观察对照组、观察组玻璃体腔注药的总体针数；按疾病分类后（包括wAMD、RVO-ME、DR及PM-CNV），每种疾病接受抗VEGF药物治疗的分布状态；选择3+按需治疗（PRN）方案的比例；不同抗VEGF药物的临床应用分布；问卷调查（表1）记录患者等待时间和就医体验。
表1
玻璃体腔注药中心成立前后患者满意度调查问卷
采用SPSS18.0软件行统计学分析。组间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对照组1 252例中，男性666例，女性586例；年龄（58.03±14.37）（18～90）岁。高血压、糖尿病分别为593（47.36%，593/1 252）、663（52.96%，663/1 252）例。观察组2 763例中，男性1 480例，女性1 283例；年龄（59.09±14.85）（12～98）岁。高血压、糖尿病分别为1 480（53.56%，1 480/2 763）、1 393（50.42%，1 393/2 763）例。两组患者年龄（t=2.790）、性别构成比（χ2=0.047）、糖尿病例数（χ2=2.223）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高血压例数（χ2=13.265）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两组wAMD患者之间年龄、高血压例数，DME患者之间高血压例数，DR患者之间性别构成比、高血压例数以及RVO-ME患者之间高血压例数、糖尿病例数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2）。
表2
对照组、观察组中不同病种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4 659只眼13 796针抗VEGF药物中，对照组1 403只眼4 762针，每只眼注射（3.39±3.78）针；观察组3 256只眼9 034针，每只眼注射（2.78±2.27）针。两组患眼注射针数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6.900，P＜0.001）。两组患眼不同种类抗VEGF药物总注射针数及平均注射眼数比较，雷珠单抗、康柏西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144、8.065，P＜0.001）（表3）。
表3
两组患眼不同种类抗VEGF药物总注射针数及每只眼平均注射针数比较（针数；针/眼，
±s）
对照组、观察组wAMD、DME、RVO-ME患眼抗VEGF药物注射针数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而PM-CNV、DR患眼抗VEGF药物注射针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4）。
表4
两组患眼中不同病种抗VEGF药物总注射针数及每只眼平均注射针数比较（针数；针/眼，
±s）
对照组、观察组患眼中接受3+PRN治疗方案者，wAMD分别为223（66.4%，223/336）、431（57.2%，431/754）只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8.210，P=0.004）；DME分别为75（33.3%，75/225）、236（37.5%，236/630）只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RVO-ME分别为97（40.9%，97/237）、355（51.2%，355/693）只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7.498，P=0.006）；PM-CNV分别为39（44.3%，39/88）、111（53.9%，111/206）只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图1）。
图1
对照组、观察组3+PRN治疗方案占比比较 PRN：按需治疗；wAMD：渗出型老年性黄斑变性；DME：糖尿病黄斑水肿；RVO-ME：视网膜静脉阻塞继发黄斑水肿；PM-CNV：病理性近视继发脉络膜新生血管。1A示wAMD；1B示DME；1C示RVO-ME；1D示PM-CNV。**P＜0.01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对照组、观察组患者预约等待手术时间分别为（4.44±1.63）、（3.92±2.27）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340，P＜0.05）；注药当天入院至进入手术室时间分别为（2.39±1.01）、（1.36±1.0）h，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780，P＜0.01）；手术前完成治疗准备至等待进入手术室时间分别为（1.37±0.32）、（20.71±8.2）h，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8.390，P＜0.001）；入院至离院时间分别为（3.41±1.23）、（1.64±0.5）h，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6.060，P＜0.001）。
3 讨论
一站式玻璃体腔注药模式，是在玻璃体腔注药日间手术[2]基础上，通过建立专业的医护团队，集中区域管理，缩短服务半径，采用分时段预约制等方法，从而进一步简化服务流程，改善患者就医体验。而真实世界研究的核心思想是将所需干预措施还原到最真实的临床条件中进行实践，由于对研究对象采用较少的排除条件，因此该类研究在实际医疗过程中容易开展，且更适用于在广泛人群中评价治疗方法的实效性和安全性[3]。我院利用眼部疾病专科大数据平台，将不同信息系统中的临床信息通过数据采集、重构和整合，完成了对眼部疾病医疗数据的规范集成、深度挖掘和综合利用，为开展真实世界研究筑基。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我院一站式玻璃体腔注药中心成立前后2年，真实世界中玻璃体腔注药在临床上治疗眼底疾病的真实情况，探讨分析了一站式玻璃体腔注药中心管理模式的应用价值。
本组患眼中抗VEGF药物治疗者主要为DR+DME、wAMD、RVO-ME，分别为43.2%（2 013/4 659）、23.4%（1 090/4 659）、20.0%（930/4 659），共计86.6%，与徐建锋等[4]研究结果基本一致。此外，本研究将DR和DME分开统计，前者指增生型DR（PDR）需行玻璃体切割手术（PPV），手术前或手术完毕时联合玻璃体腔注药者，占24.9%（1 158/4 659）；后者指首诊时诊断为DME，仅行玻璃体腔注药者，占18.4%（855/4 659）。目前，由于糖尿病全球患病率持续上升，DME和PDR已成为糖尿病患者中重度视力丧失的主要原因[5]。本研究中所涉及的DR患者接受玻璃体腔注药比例也相继增高，但依从性整体不佳。此外，本组仅有20.0%的患眼为RVO-ME，远低于实际临床占比，分析其原因可能为部分患者受限于经济因素或畏惧多次玻璃体腔注药，部分选择玻璃体腔注射长效缓释剂，如地塞米松玻璃体内植入剂。这在患者问卷调查中也有体现。本研究还对比了一站式玻璃体腔注药中心成立前后患者数量。除开患者年增长率问题，无论是wAMD、DR、DME、RVO-ME还是PM-CNV，数量上均有显著提升，考虑与一站式玻璃体腔注药中心成立后，集中管理模式的宏利体现，效率提高，等待时间缩短，为患者就医诊疗带来的方便快捷有密切关系。
本组患眼涉及的抗VEGF药物分为融合蛋白和单克隆抗体，3个品种即雷珠单抗、康柏西普、阿柏西普。三者使用总体占比分别为44.40%（6 125/13 796）、29.62%（4 086/13 796）、25.99%（3 585/13 796）；不同抗VEGF药物在治疗者的每只眼注射针数分别为（1.32±1.99）、（0.88±1.58）、（0.77±1.77）针。其中以雷珠单抗使用者最多，其原因与雷珠单抗的适应证较其他2种药物更为广泛，以及更早进入临床有关。我们对比一站式玻璃体腔注药中心成立前后抗VEGF药物的平均注射针数，发现任何一种抗VEGF药物，在一站式玻璃体腔注药中心成立后，每只眼的平均注射针数均有一定的下降。分析其原因可能是一站式玻璃体腔注药中心成立后，由于接受抗VEGF药物治疗的患者数量明显增多，而使得每只眼注射抗VEGF药物的平均值有所下降。
本研究结果显示，对照组、观察组中wAMD患者每只眼注射抗VEGF药物分别为（5.14±4.56）、（3.59±2.45）针。观察组接受3+PRN治疗方案者较对照组下降（分别为57.2%、66.4%），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这说明一站式玻璃体腔注药中心的成立，尽管显著提高了患者数量，但同时也稀释了观察组中wAMD患者的平均注射针数。此外，本研究结果显示，对照组、观察组患者年龄分别为（69.18±8.59）、（71.71±9.49）岁，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原因可能与观察组患者年龄较大，依从性有所下降，导致3+PRN治疗方案的分布低于对照组。尽管如此，本组wAMD患眼的注药针数仍明显高于国内同类研究的1.8次[4]，但与国外报道的首年平均注射4.9～6.0次尚有一定差距[6-7]。因此，在针对wAMD的慢病管理、疾病规范性治疗及后期的跟踪随访方面，有待进一步改善，为后期不断优化玻璃体腔注药中心流程提供依据。
对照组、观察组中DME患者每只眼注射抗VEGF药物分别为（4.36±4.91）、（3.24±2.77）针，两组接受3+PRN治疗方案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目前每只眼注射针数及治疗方案的规范化方面均欠佳，与专家共识和指南所推荐的5+PRN或6+PRN治疗方案仍有不小差距[8-9]。目前，多数文献支持抗VEGF药物围手术期用药辅助PPV治疗PDR。手术前玻璃体腔注药可以显著减少PDR患者PPV中出血，缩短手术时间，易化手术，提高手术安全性[10-11]；而手术完毕注药则可以减轻手术后视网膜的炎症反应，改善黄斑水肿，提高视力，降低手术后玻璃体再积血风险[12-13]。然而，与单纯DME比较，本组DR患者的玻璃体腔注药次数较少，这与Berrocal等[14]提出的PPV治疗PDR的适应证应予以扩大相呼应。但如果对比PPV治疗DR患者，围手术期抗VEGF药物治疗，包括手术前和手术完毕注射抗VEGF药物制剂，得到多数临床手术医生认可。
对照组、观察组中RVO-ME患者每只眼注射抗VEGF药物分别为（3.98±3.71）、（3.14±2.15）针。尽管观察组平均注射针数较少，但对比3+PRN治疗方案执行情况，观察组较对照组明显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这说明一站式玻璃体腔注药中心的成立，不仅促进了抗VEGF药物治疗患者数量的增多，而且一定程度上规范了RVO-ME患者的3+PRN治疗方案，患者依从性得到较大改善。此外，两组中PM-CNV患者每只眼注射抗VEGF药物分别为（3.31±2.63）、（2.99±1.69）针；两组遵循3+PRN治疗方案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从3+PRN占比可以看出，针对PM-CNV的治疗临床医生更倾向于3+PRN治疗方案，这与两项荟萃分析的3+PRN治疗方案优于1+PRN治疗方案结果一致[15-16]。
本研究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无论是患者预约等待时间，还是注药当天患者从入院至进入手术室时间，手术前完成治疗准备至等待进入手术室时间，以及患者入院至离院时间，观察组均有显著缩短，这充分体现了一站式玻璃体腔注药中心的成立可有效减少患者等待时间，提高注药效率。该模式采取集中区域服务患者，大幅度减少了服务半径。同时患者的护理、就诊和手术前宣教等流程较前更加顺畅，基本实现无缝连接，最大化地提高了医护合作效率[17]，医护人员工作效率显著提升，最终在优化流程的基础上，既保证了患者眼病的及时救治，又改善了就医体验。
DME、DR、wAMD、RVO-ME和PM-CNV是真实世界下患者接受抗VEGF药物治疗的常见病因，本研究一定程度反映了真实世界抗VEGF药物治疗在国内开展现状。一站式玻璃体腔注药模式的建立，显著提升了工作效率，大幅增加了注药数量，患者遵循3+PRN的规范化治疗方案明显改善。同时，集中管理模式下，大大缩短了患者等待时间，提高了患者的依从性，患者整体就医体验改善显著。尽管如此，由于我国各医院的基础条件和患者数量不同，尚无法充分说明哪种注药方法和方式更为优秀，但在规范化治疗基础上简化流程、方便患者、提高效率是大家的共同目标，建议应根据自身医院条件，因地制宜，精准施策。
玻璃体腔注射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药物（以下简称为玻璃体腔注药）是渗出型老年性黄斑变性（wAMD）、糖尿病黄斑水肿（DME）等常见慢性眼底疾病的治疗方式。因治疗量大、操作简单、高度程序化、治疗设施以及配套辅助器材要求相对较少，成为眼科普遍开展的治疗方式。但目前我国多数玻璃体腔注药治疗仍旧与其他眼科手术混在一起，治疗量大且服务效率低[1]，导致患者治疗依从性差，达不到规范化治疗的要求。为进一步促进我国眼底疾病诊疗模式的发展，优化慢性眼病治疗服务流程，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于2020年7月成立了全国首家一站式玻璃体腔注药中心，共配置医生5名，护士5名，专职负责所有玻璃体腔注药的日间手术患者和次日复查工作。通过近3年发展，我院玻璃体腔注药患者的数量及医疗管理有了显著提高。本研究回顾分析了我院玻璃体腔注药中心成立前后2年，真实世界中玻璃体腔注药在临床上治疗眼底疾病的真实情况，旨在初步探讨一站式玻璃体腔注药中心管理模式的优势及应用价值，以期不断完善其管理模式并在国内各大眼科机构得以推广。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2018年7月至2022年6月于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接受抗VEGF药物治疗的眼底疾病患者4 015例4 659只眼纳入本研究。其中，男性2 146例，年龄14～98岁；女性1 869例，年龄12～92岁。高血压2 073例；糖尿病2 056例。wAMD 968例1 090只眼（23.4%，1 090/4 659）；DME 654例855只眼（18.4%，855/4 659）；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R）980例1 158只眼（24.9%，1 158/4 659）；视网膜静脉阻塞继发黄斑水肿（RVO-ME）916例930只眼（20.0%，930/4 659）；病理性近视继发脉络膜新生血管（PM-CNV）275例294只眼（6.3%，294/4 659）；黄斑区毛细血管扩张、脉络膜血管瘤、视网膜血管瘤、视网膜大动脉瘤、中心性浆液性脉络膜视网膜病变等其他病种222例332只眼（7.1%，332/4 659）。4 659只眼共计注射13 796针抗VEGF药物，平均注射（2.96±2.83）针/眼。其中，雷珠单抗6 125针（44.40%，6 125/13 796），平均注射（1.32±1.99）针/眼；康柏西普4 086针（29.62%，4 086/13 796），平均注射（0.88±1.58）针/眼；阿柏西普3 585针（25.99%，3 585/13 796），平均注射（0.77±1.77）针/眼。
将2018年7月至2020年6月于玻璃体腔注药中心成立前接受抗VEGF药物治疗的1 252例1 403只眼作为对照组；2020年7月至2022年6月于玻璃体腔注药中心接受抗VEGF药物治疗的2 763例3 256只眼作为观察组。对比观察对照组、观察组玻璃体腔注药的总体针数；按疾病分类后（包括wAMD、RVO-ME、DR及PM-CNV），每种疾病接受抗VEGF药物治疗的分布状态；选择3+按需治疗（PRN）方案的比例；不同抗VEGF药物的临床应用分布；问卷调查（表1）记录患者等待时间和就医体验。
表1
玻璃体腔注药中心成立前后患者满意度调查问卷
采用SPSS18.0软件行统计学分析。组间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对照组1 252例中，男性666例，女性586例；年龄（58.03±14.37）（18～90）岁。高血压、糖尿病分别为593（47.36%，593/1 252）、663（52.96%，663/1 252）例。观察组2 763例中，男性1 480例，女性1 283例；年龄（59.09±14.85）（12～98）岁。高血压、糖尿病分别为1 480（53.56%，1 480/2 763）、1 393（50.42%，1 393/2 763）例。两组患者年龄（t=2.790）、性别构成比（χ2=0.047）、糖尿病例数（χ2=2.223）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高血压例数（χ2=13.265）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两组wAMD患者之间年龄、高血压例数，DME患者之间高血压例数，DR患者之间性别构成比、高血压例数以及RVO-ME患者之间高血压例数、糖尿病例数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2）。
表2
对照组、观察组中不同病种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4 659只眼13 796针抗VEGF药物中，对照组1 403只眼4 762针，每只眼注射（3.39±3.78）针；观察组3 256只眼9 034针，每只眼注射（2.78±2.27）针。两组患眼注射针数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6.900，P＜0.001）。两组患眼不同种类抗VEGF药物总注射针数及平均注射眼数比较，雷珠单抗、康柏西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144、8.065，P＜0.001）（表3）。
表3
两组患眼不同种类抗VEGF药物总注射针数及每只眼平均注射针数比较（针数；针/眼，±s）
对照组、观察组wAMD、DME、RVO-ME患眼抗VEGF药物注射针数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而PM-CNV、DR患眼抗VEGF药物注射针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4）。
表4
两组患眼中不同病种抗VEGF药物总注射针数及每只眼平均注射针数比较（针数；针/眼，±s）
对照组、观察组患眼中接受3+PRN治疗方案者，wAMD分别为223（66.4%，223/336）、431（57.2%，431/754）只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8.210，P=0.004）；DME分别为75（33.3%，75/225）、236（37.5%，236/630）只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RVO-ME分别为97（40.9%，97/237）、355（51.2%，355/693）只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7.498，P=0.006）；PM-CNV分别为39（44.3%，39/88）、111（53.9%，111/206）只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图1）。
图1
对照组、观察组3+PRN治疗方案占比比较 PRN：按需治疗；wAMD：渗出型老年性黄斑变性；DME：糖尿病黄斑水肿；RVO-ME：视网膜静脉阻塞继发黄斑水肿；PM-CNV：病理性近视继发脉络膜新生血管。1A示wAMD；1B示DME；1C示RVO-ME；1D示PM-CNV。**P＜0.01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对照组、观察组患者预约等待手术时间分别为（4.44±1.63）、（3.92±2.27）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340，P＜0.05）；注药当天入院至进入手术室时间分别为（2.39±1.01）、（1.36±1.0）h，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780，P＜0.01）；手术前完成治疗准备至等待进入手术室时间分别为（1.37±0.32）、（20.71±8.2）h，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8.390，P＜0.001）；入院至离院时间分别为（3.41±1.23）、（1.64±0.5）h，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6.060，P＜0.001）。
3 讨论
一站式玻璃体腔注药模式，是在玻璃体腔注药日间手术[2]基础上，通过建立专业的医护团队，集中区域管理，缩短服务半径，采用分时段预约制等方法，从而进一步简化服务流程，改善患者就医体验。而真实世界研究的核心思想是将所需干预措施还原到最真实的临床条件中进行实践，由于对研究对象采用较少的排除条件，因此该类研究在实际医疗过程中容易开展，且更适用于在广泛人群中评价治疗方法的实效性和安全性[3]。我院利用眼部疾病专科大数据平台，将不同信息系统中的临床信息通过数据采集、重构和整合，完成了对眼部疾病医疗数据的规范集成、深度挖掘和综合利用，为开展真实世界研究筑基。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我院一站式玻璃体腔注药中心成立前后2年，真实世界中玻璃体腔注药在临床上治疗眼底疾病的真实情况，探讨分析了一站式玻璃体腔注药中心管理模式的应用价值。
本组患眼中抗VEGF药物治疗者主要为DR+DME、wAMD、RVO-ME，分别为43.2%（2 013/4 659）、23.4%（1 090/4 659）、20.0%（930/4 659），共计86.6%，与徐建锋等[4]研究结果基本一致。此外，本研究将DR和DME分开统计，前者指增生型DR（PDR）需行玻璃体切割手术（PPV），手术前或手术完毕时联合玻璃体腔注药者，占24.9%（1 158/4 659）；后者指首诊时诊断为DME，仅行玻璃体腔注药者，占18.4%（855/4 659）。目前，由于糖尿病全球患病率持续上升，DME和PDR已成为糖尿病患者中重度视力丧失的主要原因[5]。本研究中所涉及的DR患者接受玻璃体腔注药比例也相继增高，但依从性整体不佳。此外，本组仅有20.0%的患眼为RVO-ME，远低于实际临床占比，分析其原因可能为部分患者受限于经济因素或畏惧多次玻璃体腔注药，部分选择玻璃体腔注射长效缓释剂，如地塞米松玻璃体内植入剂。这在患者问卷调查中也有体现。本研究还对比了一站式玻璃体腔注药中心成立前后患者数量。除开患者年增长率问题，无论是wAMD、DR、DME、RVO-ME还是PM-CNV，数量上均有显著提升，考虑与一站式玻璃体腔注药中心成立后，集中管理模式的宏利体现，效率提高，等待时间缩短，为患者就医诊疗带来的方便快捷有密切关系。
本组患眼涉及的抗VEGF药物分为融合蛋白和单克隆抗体，3个品种即雷珠单抗、康柏西普、阿柏西普。三者使用总体占比分别为44.40%（6 125/13 796）、29.62%（4 086/13 796）、25.99%（3 585/13 796）；不同抗VEGF药物在治疗者的每只眼注射针数分别为（1.32±1.99）、（0.88±1.58）、（0.77±1.77）针。其中以雷珠单抗使用者最多，其原因与雷珠单抗的适应证较其他2种药物更为广泛，以及更早进入临床有关。我们对比一站式玻璃体腔注药中心成立前后抗VEGF药物的平均注射针数，发现任何一种抗VEGF药物，在一站式玻璃体腔注药中心成立后，每只眼的平均注射针数均有一定的下降。分析其原因可能是一站式玻璃体腔注药中心成立后，由于接受抗VEGF药物治疗的患者数量明显增多，而使得每只眼注射抗VEGF药物的平均值有所下降。
本研究结果显示，对照组、观察组中wAMD患者每只眼注射抗VEGF药物分别为（5.14±4.56）、（3.59±2.45）针。观察组接受3+PRN治疗方案者较对照组下降（分别为57.2%、66.4%），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这说明一站式玻璃体腔注药中心的成立，尽管显著提高了患者数量，但同时也稀释了观察组中wAMD患者的平均注射针数。此外，本研究结果显示，对照组、观察组患者年龄分别为（69.18±8.59）、（71.71±9.49）岁，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原因可能与观察组患者年龄较大，依从性有所下降，导致3+PRN治疗方案的分布低于对照组。尽管如此，本组wAMD患眼的注药针数仍明显高于国内同类研究的1.8次[4]，但与国外报道的首年平均注射4.9～6.0次尚有一定差距[6-7]。因此，在针对wAMD的慢病管理、疾病规范性治疗及后期的跟踪随访方面，有待进一步改善，为后期不断优化玻璃体腔注药中心流程提供依据。
对照组、观察组中DME患者每只眼注射抗VEGF药物分别为（4.36±4.91）、（3.24±2.77）针，两组接受3+PRN治疗方案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目前每只眼注射针数及治疗方案的规范化方面均欠佳，与专家共识和指南所推荐的5+PRN或6+PRN治疗方案仍有不小差距[8-9]。目前，多数文献支持抗VEGF药物围手术期用药辅助PPV治疗PDR。手术前玻璃体腔注药可以显著减少PDR患者PPV中出血，缩短手术时间，易化手术，提高手术安全性[10-11]；而手术完毕注药则可以减轻手术后视网膜的炎症反应，改善黄斑水肿，提高视力，降低手术后玻璃体再积血风险[12-13]。然而，与单纯DME比较，本组DR患者的玻璃体腔注药次数较少，这与Berrocal等[14]提出的PPV治疗PDR的适应证应予以扩大相呼应。但如果对比PPV治疗DR患者，围手术期抗VEGF药物治疗，包括手术前和手术完毕注射抗VEGF药物制剂，得到多数临床手术医生认可。
对照组、观察组中RVO-ME患者每只眼注射抗VEGF药物分别为（3.98±3.71）、（3.14±2.15）针。尽管观察组平均注射针数较少，但对比3+PRN治疗方案执行情况，观察组较对照组明显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这说明一站式玻璃体腔注药中心的成立，不仅促进了抗VEGF药物治疗患者数量的增多，而且一定程度上规范了RVO-ME患者的3+PRN治疗方案，患者依从性得到较大改善。此外，两组中PM-CNV患者每只眼注射抗VEGF药物分别为（3.31±2.63）、（2.99±1.69）针；两组遵循3+PRN治疗方案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从3+PRN占比可以看出，针对PM-CNV的治疗临床医生更倾向于3+PRN治疗方案，这与两项荟萃分析的3+PRN治疗方案优于1+PRN治疗方案结果一致[15-16]。
本研究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无论是患者预约等待时间，还是注药当天患者从入院至进入手术室时间，手术前完成治疗准备至等待进入手术室时间，以及患者入院至离院时间，观察组均有显著缩短，这充分体现了一站式玻璃体腔注药中心的成立可有效减少患者等待时间，提高注药效率。该模式采取集中区域服务患者，大幅度减少了服务半径。同时患者的护理、就诊和手术前宣教等流程较前更加顺畅，基本实现无缝连接，最大化地提高了医护合作效率[17]，医护人员工作效率显著提升，最终在优化流程的基础上，既保证了患者眼病的及时救治，又改善了就医体验。
DME、DR、wAMD、RVO-ME和PM-CNV是真实世界下患者接受抗VEGF药物治疗的常见病因，本研究一定程度反映了真实世界抗VEGF药物治疗在国内开展现状。一站式玻璃体腔注药模式的建立，显著提升了工作效率，大幅增加了注药数量，患者遵循3+PRN的规范化治疗方案明显改善。同时，集中管理模式下，大大缩短了患者等待时间，提高了患者的依从性，患者整体就医体验改善显著。尽管如此，由于我国各医院的基础条件和患者数量不同，尚无法充分说明哪种注药方法和方式更为优秀，但在规范化治疗基础上简化流程、方便患者、提高效率是大家的共同目标，建议应根据自身医院条件，因地制宜，精准施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