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邱娅茜, 李佩芳, 朱红彦, 张林, 蒲兴翠, 陈佳丽. 脊柱手术患者自我感受负担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华西医学, 2024, 39(10): 1557-1562. doi: 10.7507/1002-0179.202408395 复制
脊柱手术是矫正脊柱错位，改善脊柱功能，缓解脊椎疾病相关症状的外科治疗方法。脊柱手术切口往往较大，患者治疗中要经历较大的手术应激，康复中要承受疼痛、躯体移动障碍，肌力下降等问题，还可能出现各种并发症，如感染、血栓等[1]。在整个治疗和康复过程中，患者主要依靠亲属和朋友提供帮助，照顾者和患者的生活质量降低，且有研究指出有 25.14%和 27.73%的患者在进行手术后均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愧疚和自责情绪[2]。
自我感受负担（self-perceived burden, SPB）是指患者因担心身体、病情和被照顾的需求而对照护者产生的依赖感和内疚感，导致患者情绪不良，形成生理和心理负担[3-4]。高水平的 SPB 会影响患者术后治疗依从性，影响康复进程[5]。国外研究表明，患者 SPB 受心理、生理、经济、社会等因素影响，易产生抑郁、内疚、痛苦、负担感等多种不良情绪，它已被认定为一种患病后的共同体验[6]。而 SPB 患者多无临床症状，常被临床医护人员低估或忽略。随着研究人员对 SPB 不断深入探讨，发现 SPB 已存在于多种疾病的患病群体，且不同类型疾病其影响因素也不尽相同。本研究对脊柱手术患者进行调查，分析脊柱手术患者 SPB 的现况及其影响因素，以提高医护人员和家属的认知度和重视度，为制定减轻脊柱手术患者 SPB 的护理措施提供依据，最终降低 SPB 的发生率、促进患者康复、提高患者及其照顾者的生活质量。
1 资料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方法，选取 2024 年 5 月—8 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骨科住院的脊柱手术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 行脊柱手术；② 意识清楚，有阅读能力，知晓病情，自愿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① 沟通障碍及精神障碍；② 合并其他部位恶性肿瘤；③ 急重症，合并其他严重疾病。本研究已通过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生物医学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批［2021年审（971）号］。
本研究根据 M.Kendall 提出的样本量估计方法[7]，样本量为研究变量的 10～20 倍，故本研究调查的样本量至少为 210 例。
1.2 调查工具
1.2.1 一般资料调查表
基于国内外文献资料和骨科专家建议，自行设计一般资料调查表，包括患者的年龄、疾病诊断、性别、文化程度、职业、婚姻状况、家庭人均收入、支付方式，照顾者的年龄、性别、与患者的关系、每日照顾时长等。
1.2.2 SPB 量表（SPB Scale, SPBS）
该量表于 2003 由学者 Cousineau等[6]编制而成，后经国内学者武燕燕等[8]汉化成中文版。该量表共包括 3 个维度 10 个条目，其中条目 1、10 属于身体维度，条目 2、4、5、6、7、9 属于情感维度，经济维度包含条目 3、8，总分为所有条目的得分之和，分值越高则提示患者 SPB 越重。总分 50 分，其中＜20 分为无显著 SPB，20～29 分为轻度 SPB，30～39 分为中度 SPB，40～50 分为重度 SPB。该量表 Cronbach α系数为 0.910。本研究将纳入患者分为 SPB 组和无 SPB 组，其中，SPB 组包括轻度、中度、重度 SPB。
1.2.3 医学应对方式问卷（Medical Coping Modes Questionnaire, MCMQ）
该量表由 Feifel 等[9]编制，在 21 世纪开始由我国研究者沈晓红等[10]引入。MCMQ 共有 20 个问题，其中有 8 个面对维度条目，7 个回避维度条目（条目 3、7、8、9、11、14、17），5 个屈服维度条目（条目 4、6、13、18、20），选项最低为 1 分，最高为 4 分。其中面对维度的条目 1、10、12、19，回避维度的条目 9，屈服维度的条目 4、13、18，这 8 个条目为反向计分。反向计分题目的得分越高，所反映的特质水平却越低。最后将整个量表不同维度的条目得分分别相加，得分更高的维度，说明患者更多的选择此种态度应对疾病。MCMQ 中面对维度、回避维度及屈服维度的 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 0.69、0.60 和 0.76，已经在国内被众多研究者所广泛使用[9-10]。
1.2.4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SSRS）
该量表由肖水源[11]编制，包含 3 个维度 10 个条目，分别为主观支持、客观物质支持、社会支持利用度。总分为 10～50 分，其中＜23 分为低水平、23～44 分为中等水平、≥45 分为高水平。该量表广泛应用于各类群体的社会支持，Cronbach α系数为 0.89～0.94[12]。
1.2.5 日常生活自理能力量表（Barthel Index, BI）
该量表于 1965 年由美国研究者 Mahoney 和 Barthe I 发表[13]，这个量表一共有 10 个条目，全面评估患者在日常生活中的自理情况。若得分越低，则表示该个体的自理情况越差。总分 0～100 分，其中 100 分为无需依赖，61～99 分为轻度依赖，41～60 分为中度依赖，≤40 分为重度依赖。该量表的 Cronbach α系数为 0.9。
1.3 调查方法
本研究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骨科脊柱病房开展，遵循纳入排除标准选取符合该研究设计的患者，与患者沟通且获得同意后现场发放问卷，由研究对象自行填写后收集问卷。
1.4 质量控制
在研究设计阶段，查阅大量国内外文献，咨询骨科学、心理学、骨科护理等相关领域的专家，确定本次研究方向，再根据调查目标，使用正确的研究工具；咨询统计学专家对本研究的合理性和科学性进行指导。在资料收集阶段，对研究对象进行解释，使其知情同意，取得配合；在收集过程中正确解释患者相关疑问，保持中立态度，以确认资料调查及回收的真实性。在数据统计分析阶段，数据录入采取双人同时录入，并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清洗，去除重复和无效数据，对数据进行预处理，保证数据质量。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9.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例数和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 检验和 Fisher 确切概率法。等级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Mann-Whitney U 检验。为探讨脊柱手术患者的 SPB 的影响因素，参考以往经验以脊柱手术患者是否存在 SPB 为因变量，将单因素分析结果 P＜0.1 的项目为自变量，采用二元 logistic 逐步回归分析脊柱手术患者的 SPB 的独立影响因素，计算比值比（odds ratio, OR）及其 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使用向后逐步的方式自动排除存在共线性的自变量。双侧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患者的一般资料
共调查患者 230 例。其中，患者年龄 10～85 岁，平均（44.46±18.92）岁；无 SPB 组 113 例，SPB 组 117 例。两组患者的年龄、婚姻状况、职业、支付方式、家庭成员数量、疾病诊断、BI 评分、照顾者身份、照顾者性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2。
表1
患者的一般资料特征及其 SPB 的单因素分析
表2
照顾者的一般资料特征及其 SPB 的单因素分析
2.2 脊柱手术患者 SPB 总分及各维度得分情况
在 230 例患者中，113（49.13%）例的不存在 SPB；83（36.09%）例为轻度 SPB，SPB 平均得分为（24.06±2.92）分；27（11.74%）例为中度 SPB，SPB 平均得分为（33.07±2.87）分；7（3.04%）例为重度 SPB，SPB 平均得分为（44.86±4.56）分。
2.3 脊柱手术患者 SPB 的多因素分析
自变量赋值见表3。脊柱手术患者 SPB 的多因素分析结果（表4）显示，患者的婚姻状况、疾病诊断及照顾者性别是脊柱手术患者 SPB 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
表3
自变量赋值表
表4
脊柱手术患者 SPB 的多因素分析结果
3 讨论
3.1 脊柱手术患者 SPB 现状分析
本研究结果发现，50.87%的脊柱手术患者存在 SPB，其中，中、重度 SPB 的患者占 14.78%，表明患者总体 SPB 水平较轻。已有研究表明，89.1%的慢性病患者患有 SPB，其中 74.8%的慢性病患者患有中度甚至重度 SPB[3]。本研究结果与之存在一定差异，分析原因可能为研究对象存在差异，由于慢性病患者疾病时间长、费用高且治疗效果不佳，给患者带来了沉重负担。然而，对于脊柱手术患者而言，手术作为一种有效的治疗方式，给患者带来了希望，因此其疾病负担较低。因此，在护理脊柱手术患者的时候要重点关注存在中、重度 SPB 患者并对其进行早期干预。
3.2 脊柱手术患者 SPB 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研究结果发现，婚姻状况是影响患者疾病 SPB 的重要因素，已婚脊柱手术患者疾病 SPB 较离异/丧偶以及未婚的患者轻，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14-15]。已婚患者可以通过稳定的婚姻获得良好的社会支持，配偶不仅可以提供良好的日常生活照顾，而且提供了情感上的慰藉，帮助患者应对疾病带来的心理压力。这提示临床医务工作者，在患者围手术期告知患者的亲属对患者社会支持的重要性，必要时为患者和家属提供专业性的指导；在日常护理工作中积极观察患者的情绪，常对患者进行鼓励和支持，以提高患者克服困难的信心。
本研究还发现，脊柱疾病诊断是脊柱手术患者 SPB 的影响因素，脊柱肿瘤者较其他的脊柱疾病者更容易产生 SPB。分析原因可能为脊柱肿瘤疾病病程长，影响患者的脊髓功能（如肢体无力、感觉丧失），并且其治疗过程需要进行手术、放射治疗、化学治疗等复杂的过程，且预后较差，给患者及家庭带来了沉重负担，故脊柱肿瘤患者的 SPB 较重。在临床实践过程中，需要密切观察患者的疾病转归，并向患者提供疾病相关信息，同时，也为其提供心理咨询和支持，帮助患者应对疾病带来的心理压力和焦虑，从而减轻患者的疾病负担。
照顾者性别是脊柱手术患者 SPB 的影响因素，主要照顾者为女性的脊柱手术患者更倾向于产生疾病 SPB，与 Liu 等[16]的研究结果一致。然而，已有研究结果显示，主要照顾者为男性的癌症患者的疾病 SPB 较重[17-18]，本研究结果与其不一致，分析原因可能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的病种不一样。关于照顾者性别与患者疾病 SPB 的关系在文献中存在不一致，其相关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多数脊柱手术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 SPB，且 SPB 处于轻中度水平。SPB 受患者婚姻状况、疾病诊断及照顾者性别因素影响。因此，医务人员可以针对脊柱患者 SPB 重的高危人群提供心理指导或相应的干预措施，以降低患者的 SPB 水平，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脊柱手术是矫正脊柱错位，改善脊柱功能，缓解脊椎疾病相关症状的外科治疗方法。脊柱手术切口往往较大，患者治疗中要经历较大的手术应激，康复中要承受疼痛、躯体移动障碍，肌力下降等问题，还可能出现各种并发症，如感染、血栓等[1]。在整个治疗和康复过程中，患者主要依靠亲属和朋友提供帮助，照顾者和患者的生活质量降低，且有研究指出有 25.14%和 27.73%的患者在进行手术后均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愧疚和自责情绪[2]。
自我感受负担（self-perceived burden, SPB）是指患者因担心身体、病情和被照顾的需求而对照护者产生的依赖感和内疚感，导致患者情绪不良，形成生理和心理负担[3-4]。高水平的 SPB 会影响患者术后治疗依从性，影响康复进程[5]。国外研究表明，患者 SPB 受心理、生理、经济、社会等因素影响，易产生抑郁、内疚、痛苦、负担感等多种不良情绪，它已被认定为一种患病后的共同体验[6]。而 SPB 患者多无临床症状，常被临床医护人员低估或忽略。随着研究人员对 SPB 不断深入探讨，发现 SPB 已存在于多种疾病的患病群体，且不同类型疾病其影响因素也不尽相同。本研究对脊柱手术患者进行调查，分析脊柱手术患者 SPB 的现况及其影响因素，以提高医护人员和家属的认知度和重视度，为制定减轻脊柱手术患者 SPB 的护理措施提供依据，最终降低 SPB 的发生率、促进患者康复、提高患者及其照顾者的生活质量。
1 资料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方法，选取 2024 年 5 月—8 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骨科住院的脊柱手术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 行脊柱手术；② 意识清楚，有阅读能力，知晓病情，自愿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① 沟通障碍及精神障碍；② 合并其他部位恶性肿瘤；③ 急重症，合并其他严重疾病。本研究已通过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生物医学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批［2021年审（971）号］。
本研究根据 M.Kendall 提出的样本量估计方法[7]，样本量为研究变量的 10～20 倍，故本研究调查的样本量至少为 210 例。
1.2 调查工具
1.2.1 一般资料调查表
基于国内外文献资料和骨科专家建议，自行设计一般资料调查表，包括患者的年龄、疾病诊断、性别、文化程度、职业、婚姻状况、家庭人均收入、支付方式，照顾者的年龄、性别、与患者的关系、每日照顾时长等。
1.2.2 SPB 量表（SPB Scale, SPBS）
该量表于 2003 由学者 Cousineau等[6]编制而成，后经国内学者武燕燕等[8]汉化成中文版。该量表共包括 3 个维度 10 个条目，其中条目 1、10 属于身体维度，条目 2、4、5、6、7、9 属于情感维度，经济维度包含条目 3、8，总分为所有条目的得分之和，分值越高则提示患者 SPB 越重。总分 50 分，其中＜20 分为无显著 SPB，20～29 分为轻度 SPB，30～39 分为中度 SPB，40～50 分为重度 SPB。该量表 Cronbach α系数为 0.910。本研究将纳入患者分为 SPB 组和无 SPB 组，其中，SPB 组包括轻度、中度、重度 SPB。
1.2.3 医学应对方式问卷（Medical Coping Modes Questionnaire, MCMQ）
该量表由 Feifel 等[9]编制，在 21 世纪开始由我国研究者沈晓红等[10]引入。MCMQ 共有 20 个问题，其中有 8 个面对维度条目，7 个回避维度条目（条目 3、7、8、9、11、14、17），5 个屈服维度条目（条目 4、6、13、18、20），选项最低为 1 分，最高为 4 分。其中面对维度的条目 1、10、12、19，回避维度的条目 9，屈服维度的条目 4、13、18，这 8 个条目为反向计分。反向计分题目的得分越高，所反映的特质水平却越低。最后将整个量表不同维度的条目得分分别相加，得分更高的维度，说明患者更多的选择此种态度应对疾病。MCMQ 中面对维度、回避维度及屈服维度的 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 0.69、0.60 和 0.76，已经在国内被众多研究者所广泛使用[9-10]。
1.2.4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SSRS）
该量表由肖水源[11]编制，包含 3 个维度 10 个条目，分别为主观支持、客观物质支持、社会支持利用度。总分为 10～50 分，其中＜23 分为低水平、23～44 分为中等水平、≥45 分为高水平。该量表广泛应用于各类群体的社会支持，Cronbach α系数为 0.89～0.94[12]。
1.2.5 日常生活自理能力量表（Barthel Index, BI）
该量表于 1965 年由美国研究者 Mahoney 和 Barthe I 发表[13]，这个量表一共有 10 个条目，全面评估患者在日常生活中的自理情况。若得分越低，则表示该个体的自理情况越差。总分 0～100 分，其中 100 分为无需依赖，61～99 分为轻度依赖，41～60 分为中度依赖，≤40 分为重度依赖。该量表的 Cronbach α系数为 0.9。
1.3 调查方法
本研究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骨科脊柱病房开展，遵循纳入排除标准选取符合该研究设计的患者，与患者沟通且获得同意后现场发放问卷，由研究对象自行填写后收集问卷。
1.4 质量控制
在研究设计阶段，查阅大量国内外文献，咨询骨科学、心理学、骨科护理等相关领域的专家，确定本次研究方向，再根据调查目标，使用正确的研究工具；咨询统计学专家对本研究的合理性和科学性进行指导。在资料收集阶段，对研究对象进行解释，使其知情同意，取得配合；在收集过程中正确解释患者相关疑问，保持中立态度，以确认资料调查及回收的真实性。在数据统计分析阶段，数据录入采取双人同时录入，并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清洗，去除重复和无效数据，对数据进行预处理，保证数据质量。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9.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例数和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 检验和 Fisher 确切概率法。等级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Mann-Whitney U 检验。为探讨脊柱手术患者的 SPB 的影响因素，参考以往经验以脊柱手术患者是否存在 SPB 为因变量，将单因素分析结果 P＜0.1 的项目为自变量，采用二元 logistic 逐步回归分析脊柱手术患者的 SPB 的独立影响因素，计算比值比（odds ratio, OR）及其 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使用向后逐步的方式自动排除存在共线性的自变量。双侧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患者的一般资料
共调查患者 230 例。其中，患者年龄 10～85 岁，平均（44.46±18.92）岁；无 SPB 组 113 例，SPB 组 117 例。两组患者的年龄、婚姻状况、职业、支付方式、家庭成员数量、疾病诊断、BI 评分、照顾者身份、照顾者性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2。
表1
患者的一般资料特征及其 SPB 的单因素分析
表2
照顾者的一般资料特征及其 SPB 的单因素分析
2.2 脊柱手术患者 SPB 总分及各维度得分情况
在 230 例患者中，113（49.13%）例的不存在 SPB；83（36.09%）例为轻度 SPB，SPB 平均得分为（24.06±2.92）分；27（11.74%）例为中度 SPB，SPB 平均得分为（33.07±2.87）分；7（3.04%）例为重度 SPB，SPB 平均得分为（44.86±4.56）分。
2.3 脊柱手术患者 SPB 的多因素分析
自变量赋值见表3。脊柱手术患者 SPB 的多因素分析结果（表4）显示，患者的婚姻状况、疾病诊断及照顾者性别是脊柱手术患者 SPB 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
表3
自变量赋值表
表4
脊柱手术患者 SPB 的多因素分析结果
3 讨论
3.1 脊柱手术患者 SPB 现状分析
本研究结果发现，50.87%的脊柱手术患者存在 SPB，其中，中、重度 SPB 的患者占 14.78%，表明患者总体 SPB 水平较轻。已有研究表明，89.1%的慢性病患者患有 SPB，其中 74.8%的慢性病患者患有中度甚至重度 SPB[3]。本研究结果与之存在一定差异，分析原因可能为研究对象存在差异，由于慢性病患者疾病时间长、费用高且治疗效果不佳，给患者带来了沉重负担。然而，对于脊柱手术患者而言，手术作为一种有效的治疗方式，给患者带来了希望，因此其疾病负担较低。因此，在护理脊柱手术患者的时候要重点关注存在中、重度 SPB 患者并对其进行早期干预。
3.2 脊柱手术患者 SPB 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研究结果发现，婚姻状况是影响患者疾病 SPB 的重要因素，已婚脊柱手术患者疾病 SPB 较离异/丧偶以及未婚的患者轻，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14-15]。已婚患者可以通过稳定的婚姻获得良好的社会支持，配偶不仅可以提供良好的日常生活照顾，而且提供了情感上的慰藉，帮助患者应对疾病带来的心理压力。这提示临床医务工作者，在患者围手术期告知患者的亲属对患者社会支持的重要性，必要时为患者和家属提供专业性的指导；在日常护理工作中积极观察患者的情绪，常对患者进行鼓励和支持，以提高患者克服困难的信心。
本研究还发现，脊柱疾病诊断是脊柱手术患者 SPB 的影响因素，脊柱肿瘤者较其他的脊柱疾病者更容易产生 SPB。分析原因可能为脊柱肿瘤疾病病程长，影响患者的脊髓功能（如肢体无力、感觉丧失），并且其治疗过程需要进行手术、放射治疗、化学治疗等复杂的过程，且预后较差，给患者及家庭带来了沉重负担，故脊柱肿瘤患者的 SPB 较重。在临床实践过程中，需要密切观察患者的疾病转归，并向患者提供疾病相关信息，同时，也为其提供心理咨询和支持，帮助患者应对疾病带来的心理压力和焦虑，从而减轻患者的疾病负担。
照顾者性别是脊柱手术患者 SPB 的影响因素，主要照顾者为女性的脊柱手术患者更倾向于产生疾病 SPB，与 Liu 等[16]的研究结果一致。然而，已有研究结果显示，主要照顾者为男性的癌症患者的疾病 SPB 较重[17-18]，本研究结果与其不一致，分析原因可能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的病种不一样。关于照顾者性别与患者疾病 SPB 的关系在文献中存在不一致，其相关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多数脊柱手术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 SPB，且 SPB 处于轻中度水平。SPB 受患者婚姻状况、疾病诊断及照顾者性别因素影响。因此，医务人员可以针对脊柱患者 SPB 重的高危人群提供心理指导或相应的干预措施，以降低患者的 SPB 水平，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