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為建立科學合理的導管脫落風險評估工具、指導臨床防范意外脫管的發(fā)生，設計住院患者導管脫落風險評估表。 方法收集全院導管種類，分別根據(jù)意外脫管所致后果嚴重程度及可能導致脫管的風險因素設計導管脫落風險項目，制定專家打分表格。運用德爾菲法選取16 位醫(yī)療專家及16 位護理專家分別進行評分，經(jīng)2輪評分，確定各項目分值。通過2013、2014年發(fā)生脫管的5 位患者進行實例預評分，并結合臨床56例試用反饋修正，確定危險度分級為，評分≤8分輕度危險，9～12分中度危險，≥13分高度危險。綜合文獻及收集預防干預措施，最后設計完成“住院患者導管脫落風險評估表”。 結果經(jīng)臨床試用，對全院23個病區(qū)283例住院患者使用“導管脫落風險評估表”進行評估，其中導管脫落輕度危險121例，中度危險76例，高度危險86例。根據(jù)危險程度分級采取相應的干預預防措施，無患者發(fā)生導管脫落。 結論該評分表設計合理，規(guī)范了導管脫落風險評估過程，確保了導管護理安全。
睡眠呼吸暫停低通氣綜合征( OSAHS) 是一種常見的全身性慢性疾病, 主要表現(xiàn)為呼吸暫停和低通氣, 反復發(fā)生低氧血癥、高碳酸血癥和睡眠結構紊亂, 導致白天嗜睡、情緒異常、神經(jīng)認知功能障礙、心腦血管疾病等。這些異常對患者的日常生活、社會功能、工作效率及認知功能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損害, 使患者生活質量明顯下降。多項研究提示 OSAHS患者生活質量與抑郁、白天嗜睡、社會支持等密切相關, OSAHS 相關的生活質量評估量表不僅能關注多導睡眠圖( PSG) 無法反映的主觀癥狀如嗜睡、困倦等, 而且反映OSAHS 導致的器官功能損害及其嚴重程度。本文主要就用于評價OSAHS患者生活質量主要的相關量表及其應用, 以及目前一些治療措施對生活質量的影響作一綜述。
目的探討p38絲裂原激活蛋白激酶(p38 MAPK)信號通路在脂多糖(LPS)誘導RAW264.7細胞表達可溶性髓樣細胞觸發(fā)受體1(sTREM-1)中的作用。 方法培養(yǎng)小鼠巨噬細胞株RAW264.7,采用相同濃度的LPS在不同時間誘導RAW264.7細胞,應用Western blot法分別檢測p38 MAPK與磷酸化p38 MAPK (p-p38MAPK)蛋白表達水平,RT-PCR法檢測p38 MAPK mRNA表達水平,酶聯(lián)免疫吸附(ELISA)法檢測細胞培養(yǎng)上清液中sTREM-1表達水平。用不同濃度p38 MAPK特異性抑制劑SB203580處理細胞,觀察上述指標的變化。 結果LPS可呈時間依賴性誘導RAW264.7細胞p-p38 MAPK和p38 MAPK mRNA的表達;SB203580可呈濃度依賴性抑制p-p38 MAPK和p38 MAPK mRNA的表達;SB203580阻斷p38 MAPK信號轉導通路后,LPS對sTREM-1表達的誘導作用受到顯著抑制,并且具有劑量依賴性。 結論LPS通過p38 MAPK信號通路誘導RAW264.7細胞表達sTREM-1。
目的探討經(jīng)胃腸梗阻導管排列小腸造口術在治療轉移性惡性腸梗阻中的應用價值。 方法對符合入組標準的12例轉移性惡性腸梗阻患者采用腸梗阻導管經(jīng)胃戳口進行排列小腸并造口，觀察圍手術期效果，術后隨訪梗阻緩解情況及生存時間。 結果12例患者均完成手術，手術順利，手術時間90～120 min（平均113.6 min）；胃腸功能恢復時間為2～5 d，中位時間2.8 d；住院時間為9～32 d，中位住院時間18.4 d；圍手術期死亡1例。11例進行隨訪，隨訪時間3～36個月（平均19.6個月），生存時間3～36個月，中位生存期14.8個月，受益緩解率為91.7%（11/12）。 結論合理選擇應用經(jīng)胃腸梗阻導管排列小腸造口術，可使部分患者解除梗阻，經(jīng)口進食，同時延緩再次梗阻的時間，延長生存期。
目的 探討慢性阻塞性肺疾?。ê喎Q慢阻肺）急性加重期患者呼出氣冷凝液（EBC）中細胞因子水平的變化及臨床意義。 方法 前瞻性收集 2015 年 3 月至 2016 年 8 月在深圳市第七人民醫(yī)院呼吸內科住院的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 30 例和 21 例健康對照志愿者。采集各組一般資料和 EBC，采用酶聯(lián)免疫法測定 EBC 中白細胞介素-17（IL-17）、IL-10、8-異前列腺素（8-iso-PG）水平，并同時進行肺功能檢測。 結果 慢阻肺急性加重組患者治療前后 EBC 中 IL-17、8-iso-PG 水平均較對照組升高 [（10.74±1.02）ng/L、（5.65±0.88）ng/L vs.（3.36±0.61）ng/L，（12.35±2.25）ng/L、（9.65±1.22）ng/L vs.（6.93±1.15）ng/L，P<0.05]，而 IL-10 水平則均較對照組低 [（1.68±0.17）ng/L、（2.59±0.31）ng/L vs.（2.85±0.43）ng/L，P<0.05]。慢阻肺急性加重組患者治療后 IL-17、8-iso-PG 水平較治療前顯著下降 [（5.65±0.88）ng/L vs.（10.74±1.02）ng/L，P<0.05；（9.65±1.22）ng/L vs.（12.35±2.25）ng/L，P<0.05]，而 IL-10 水平較治療前升高 [（2.59±0.31）ng/L vs.（1.68±0.17）ng/L，P<0.05]。慢阻肺急性加重組患者治療后肺功能指標 FEV1、FVC、FEV1%pred 較治療前顯著增加（P<0.01）。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治療前后 IL-17、IL-10、8-iso-PG 與 FEV1%pred 均無顯著相關性（P>0.05）。 結論 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 EBC 的 IL-17、IL-10、8-iso-PG 可作為監(jiān)測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治療期間氣道炎癥及氧化應激水平的重要指標。
目的研究白細胞介素-25（IL-25）在過敏性哮喘患者的過敏原激發(fā)過程中，對嗜酸性粒細胞（Eos）表面受體表達的影響及其潛在機制。方法15 例過敏性哮喘患者進行過敏原激發(fā)試驗，激發(fā)前后測定外周血 Eos 表面 IL-25 受體的表達情況和血漿及 Eos 胞內 IL-25 表達水平。此外，對外周血提取的 Eos 在體外以 IL-25 進行刺激，測定 Eos 細胞 IL-5 和 IL-13 的表達及脫顆粒情況，以及其在嗜酸性粒細胞趨化因子（eotaxin）環(huán)境中的遷移情況。通過重復測量方差分析方法進行數(shù)據(jù)分析，兩兩比較采用 Tukey 多組比較方法。結果在過敏原激發(fā)前后外周血中表達 IL-17RB 的 Eos 數(shù)量分別為（7 426±2 824）/106 白細胞和（19 446±5 593）/106 白細胞，同時表達 IL-17RA/RB 的 Eos 數(shù)量分別為（4 508±1 360）/106 白細胞和（9 025±3 166）/106 白細胞，激發(fā)前后相比差異均有統(tǒng)計學意義（P 均<0.001）。激發(fā)后 7 h 和 24 h，血漿 IL-25 的水平較激發(fā)前均顯著上升［激發(fā)前，（650±45）pg/ml；激發(fā)后 7 h，（851±43）pg/ml；激發(fā)后 24 h，（813±56）pg/ml。三組組間比較，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01）］。激發(fā)后 24 h 外周血 Eos 胞內表達 IL-25 的數(shù)目顯著增加［（10 398±1 909）/106 白細胞和（147 684±46 222）/106 白細胞，P<0.05）］。在體外實驗中，Eos 細胞經(jīng) IL-25 刺激后釋放過氧化物酶［（1.26±0.40）ng/ml 和（12.5±4.20）ng/ml，P<0.05）］以及胞內表達 IL-5 和 IL-13 水平均顯著上升。IL-25 預處理后能夠顯著增強 Eos 細胞對 eotaxin 的趨化反應（趨化細胞數(shù)分別為 36±3 和 69±5，P<0.05）。結論IL-25/IL-25 受體通路在過敏性哮喘患者中可能促進了 Eos 細胞的聚集、活化和趨化，從而促進了過敏性哮喘嗜酸性粒細胞性炎癥反應。
目的了解城市失能老人家庭照顧者的焦慮現(xiàn)狀及影響因素。 方法于2013年11月－12月采用便利抽樣對北京東城區(qū)失能老人家庭照顧者進行調查。應用焦慮自評量表（SAS）評價焦慮情況，社會支持評定量表（SSRS）評價社會支持情況，巴塞爾（Barthel）指數(shù)評定量表評價被照顧老人的日常生活能力情況。 結果共調查243名家庭照顧者，男88例，女155例，年齡25～85歲，平均（60.0±1.7）歲。失能老人家庭照顧者焦慮情緒檢出率29.2%，SAS得分（35.6±8.6）分。失能老人家庭照顧者焦慮情緒的危險因素包括失能老人Barthel指數(shù)得分≤20分（OR=1.51），照顧者SSRS得分33分及以下（OR=4.56），平素無放松時間（OR=1.57），自我感覺健康狀況差（OR=3.48）。 結論失能老人家庭照顧者焦慮情緒檢出率較高，焦慮情緒發(fā)生的影響因素來自失能老人和照顧者多方面。
目的 了解北京市城區(qū)家庭醫(yī)生式服務簽約糖尿病患者服藥依從性影響因素，為今后提高簽約糖尿病患者的服藥依從性水平提供依據(jù)。 方法 采用立意抽樣法，于 2015 年 6 月—9 月選取北京市城區(qū) 4 家社區(qū)衛(wèi)生服務中心的 320 例糖尿病患者進行問卷調查。采用單因素分析和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確定影響服藥依從性的因素。 結果 共發(fā)放調查問卷 320 份，回收有效問卷 317 份，其中服藥依從性好的 173 例（54.6%）。經(jīng) logistic 回歸分析，服藥依從性與患者年齡 [比值比（odds ratio，OR）=1.918，P=0.011）]、文化程度（OR=2.462，P=0.008）、糖尿病相關知識知曉度（OR=1.773，P=0.027）、是否接受過家庭醫(yī)生式服務（OR=2.521，P=0.029）以及社會功能狀態(tài)（P=0.003）有關。 結論 家庭醫(yī)生式服務團隊應注重提高有效簽約率，提高簽約居民對家庭醫(yī)生式服務的利用；加強對中青年以及文化程度較低的糖尿病患者的隨訪和干預；對社會功能狀態(tài)較差的患者，提高其情緒管理能力以及自我健康管理水平，從而提高簽約糖尿病患者的服藥依從性水平，保證其血糖水平得到良好控制，提高生存質量。
目的探討經(jīng)胸超聲心動圖（TTE）監(jiān)測及評估左室輔助裝置（LVAD）植入后 1 年內主動脈瓣反流（AI）變化的價值。方法回顧性分析 2018～2020 年在我院行 LVAD 植入術 12 例患者的 TTE 資料，患者均為男性，平均年齡（43.3±8.6）歲。采集并分析 LVAD 植入前，植入后 1 個月、3 個月、6 個月及 12 個月的主動脈瓣環(huán)（AA）、主動脈竇部（AoS）、升主動脈（AAo）、AI 量的變化及主動脈瓣的開放情況。結果12 例患者 LVAD 植入后 1 年內全部存活。1 例植入后第 6 個月橋接到心臟移植，2 例分別于 3 個月和 6 個月后未再復查 TTE。與植入前相比，植入后 1 個月 AoS 增大［術前（31.58±5.09）mm vs. 術后第 1 個月（33.83±4.69）mm］，3 個月、6 個月、12 個月 AA、AoS、AAo 內徑均較術前增大（P<0.05），但除 1 例術前 AoS 已輕度增大外，其余內徑均在正常范圍內。術后經(jīng) LVAD 泵速調整，主動脈瓣開放情況改善。植入后第 6 個月、12 個月 AI 量較術前增加，且第 12 個月時較第 6 個月增加（P<0.05）。結論TTE 可在 LVAD 植入前、后對主動脈瓣的反流進行評估和隨訪，并可對 LVAD 泵功能的優(yōu)化和調整進行監(jiān)測，可能對 LVAD 植入后患者的預后產(chǎn)生積極影響。
目的探討X線進行新生兒臍靜脈置管（UVC）尖端定位的準確性及診斷價值。方法計算機檢索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CBM、CNKI、VIP和WanFang Data數(shù)據(jù)庫，搜集關于UVC尖端定位的診斷性試驗，檢索時限均為建庫至2023年5月1日。由2名研究員按照納排標準對檢索結果進行篩選、提取數(shù)據(jù)，并應用QUADAS-2量表進行質量評價；采用Stata 16.0軟件進行數(shù)據(jù)分析，計算合并敏感度、合并特異度、陽性似然比、陰性似然比、診斷優(yōu)勢比、累積受試者工作特征（SROC）的曲線下面積。結果共納入12個診斷性試驗（n=1 055），其中1篇X線定位的敏感度和特異度均為100%，余下11個研究（n=951）X線定位的合并敏感度為0.7［5%CI（0.6，0.8）］、合并特異度為0.8［95%CI（0.7，0.9）］、陽性似然比為4.0［95%CI（2.0，8.1）］、陰性似然比為0.4［95%CI（0.2，0.6）］、診斷優(yōu)勢比為11［95%CI（3，36）］，SROC曲線下面積為為0.8［95%CI（0.8，0.9）］。以第8～9胸椎、第9～10胸椎、膈面+椎體+心影為UVC尖端位置標準進行亞組分析，敏感度分別為0.8［95%CI（0.5，0.9）］、0.5［95%CI（0.4，0.7）］、0.8［95%CI（0.6，0.9）］，特異度分別為0.8［95%CI（0.6，0.9）］、0.8［95%CI（0.6，0.9）］、0.91［95%CI（0.79，0.96）］，SROC曲線下面積分別為0.9［95%CI（0.8，0.9）］、0.7［95%CI（0.6，0.7）］、0.92［95%CI（0.89，0.94）］。結論應用X線進行UVC導管尖端定位存在一定誤差，通過膈面+椎體+心影綜合評估比單獨評估椎體的診斷效能高。